第3章 异省娶妾惹讼祸

    广东有一位名叫蔡天寿的人，他为人慷慨仗义。尽管他已经四十岁了，却没有儿子，而且他的妻子非常泼辣，不允许他娶妾。一天，他带着三十多担广锡去苏州卖货。在那里，他对牙人箫汉卿说：“我还没有儿子，想在这里娶一个小妾，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汉卿回答说：“有钱的话，怎么会找不到心仪的女子呢？”于是，他带着蔡天寿去看几位未婚女子。蔡天寿说：“我年过四十，与自己的年龄不相配，所以我不娶她们。”

    就在这时，有个浪荡子名叫国延纪，他家里有一个三十三岁的寡母邓氏，长得端庄美丽，丈夫去世后留下了价值千金的遗产。不幸的是，国延纪把家里的钱都输在了赌博上，还欠下了二十多两银子的赌债，无力偿还。于是，他与一个骗子商量，谎称自己的母亲是妻子，打算把她卖给别人来抵债。媒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箫汉卿，箫汉卿又带着蔡天寿去看。蔡天寿看到邓氏的年貌都很合心意，就商定了嫁妆是四十多两银子。国延纪说：“邓氏是外地人，我担心她的娘家会阻止这门婚事，不同意她嫁到远处。所以，嫁妆银子可以交给牙人保管，等我们出发上船的时候，我会叫人送她到船上，那时人和银子就可以同时交接了。”牙人箫汉卿认为这个办法可行。

    到了出发那天，国延纪自己雇了一顶轿子，假装是邓氏的弟弟家来接她。邓氏上了船后，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把自己卖给了别人，心里非常生气。但她只能忍气吞声地问：“既然你已经把我嫁人了，为什么还要隐瞒我？娶我的人是谁？”蔡天寿回答说：“是我。”邓氏说：“看来你是个有钱人，我也就不计较了。但是我丈夫死后，我把衣服和首饰都藏在了娘家，我想和你一起去取回来，也让娘家知道这件事。”

    蔡天寿相信了邓氏的话，便和她一起前往她的娘家。邓氏一到娘家就向她的哥哥邓天明诉说了自己的儿子国延纪背着自己把她卖掉的事情。邓天明听后勃然大怒，说道：“哪有儿子敢把母亲卖掉的，这是哪个人这么大胆敢娶？”他出去就要殴打蔡天寿。邓氏赶紧制止他说：“看来这位客人也是不知情的，真正不孝的是国延纪，他胆大包天，真是该死。”

    邓天明随即写了一份状纸告到县衙，县令邹爷看了状纸后，批准了诉讼，并派人去捉拿国延纪，但他已经逃跑了，没能抓到。于是，先抓来了箫汉卿和蔡天寿，邹爷审问出了真相，非常愤怒，分别打了他们两人二十板子。接着，邹爷把蔡天寿关进了监狱，命令箫汉卿去抓捕国延纪。几个月过去了，箫汉卿始终没能找到国延纪，因此多次受到期限内未能完成任务的惩罚。

    蔡天寿请求通过关系释放自己出狱，但邹爷坚决不同意。有人建议蔡天寿说：“抓贼要靠贼，抓赌徒要靠赌徒，你为什么不花钱请那些赌徒帮忙找国延纪呢？”不久之后，赌徒们指出了国延纪的藏身之处，官府派人很快就将他捉拿归案。

    邹爷审问国延纪，得知他竟然把自己的母亲卖给远方的客人做妾，便打了国延纪四十大板，并判处了他重刑。同时，没收了他的嫁妆银两，箫汉卿和蔡天寿也都受到了杖责的处罚。至于邓氏，邹爷让她哥哥邓天明带回家供养，允许她自行选择是否再嫁，并发给了相关的批文。

    为了延续香火而娶妾，虽然在礼法上并不禁止，但应当在当地小户人家中寻找合适的对象。如果在外地因为贪图美色而娶亲，往往会酿成后患。像这样的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明显的警示。

    这个故事反映了几个重要的社会和伦理议题：

    1 家庭伦理与道德沦丧：国延纪为了偿还赌债而出卖自己的母亲，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传统的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它揭示了个人贪婪和道德败坏可能导致的极端后果，以及这种行为对家庭的破坏力。

    2 女性的地位与权益：邓氏作为一个寡妇，虽然有一定财产，但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她的命运仍然受到限制和操控。她的儿子可以不顾她的意愿将她卖掉，这突显了当时女性缺乏自主权和保护的现实。

    3 法律与正义的作用：故事中的县令邹爷最终介入并处理了这一案件，显示了法律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方面的重要性。然而，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也暴露了效率低下和依赖私人关系的问题。

    4 金钱与人性的考验：金钱的诱惑往往能揭示人性的弱点。国延纪的例子说明了在面对财务困境时，一些人可能会采取极端和不道德的手段，甚至牺牲亲情和伦理。

    5 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故事中的人物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有着各自的动机和行为。这展示了社会的多元性，以及在这种多元性中存在的冲突和挑战。

    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家庭、道德、法律和社会责任的深刻反思。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维护基本的伦理道德、尊重个体权益、坚持法治精神都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它也警示我们，面对诱惑和困境时，坚守正直和良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