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故拟重罪释犯人
元植是富有的居民，家庭温良，行为谨慎，世代以来都是善良之人，偶然与乡村的权贵产生了矛盾。这位权贵平时与叶推官关系良好，于是开始挑剔找茬，捏造了元植十几项罪名，叶推官因此接受了这些指控，并将其提交给上级审查，上级立即批准由叶推官审理此案。叶推官召来元植，对他说：“你的恶劣行径，我已经全部了解，你的罪行已经确定，只是因为你家财万贯，不允许你通过任何手段来疏通关系。如果发现你有任何试图干预司法的行为，你的罪责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现在先将你关进监狱，等到受害者的证人都到齐后，再进行审理并定罪。”叶推官一向以廉洁正直著称，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或人情，现在元植既然已经接受了叶推官的直接告诫，更加不敢有任何动作，只能恐惧地等待审判。
恰逢元植的亲戚易乡官，平时与元植关系友好，了解到这件事是被仇家陷害的，于是私下里向太府求情，希望能够在四位尊贵的官员面前为元植说情。太府趁机为元植说情，但叶推官非常愤怒，回去后对元植进行了严厉的责骂。叶推官说：“我告诉你不准通过关系求情，你却反过来请太爷来说情，这样的狡猾之人，一定要判你流放戍边。”元植茫然不知事情的来龙去脉，磕头说道：“大人您一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这是整个府里都知道的。而且您亲自告诫过我，我怎么敢请太爷来说情呢？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叶推官说：“先把你关进监狱，一定会判你军事罪。”元植后来调查才知道，原来是易乡官自作主张为他求情，并没有让他知道。元植想到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于是找到负责文书工作的凌书手求助。他们秘密商量说：“如果你能帮我减轻罪名为徒刑，我会给你丰厚的报酬。”凌书手说：“如果能给我一百两黄金，我可以为你谋划此事。”元植答应说：“好的。”然后将黄金封好交给凌书手里。
叶推官果然叫凌书手来起草判决书，说：“需要找一个军事律法来定罪。”凌书手故意提出绞刑的罪名，但叶推官命令他修改，只能定为军事罪。过了一天，凌书手再次提出绞刑的罪名，并说：“在所有的指控中，谋杀亲属是最重的罪名，正好符合绞刑。其他的指控都只是徒刑，没有符合军事律法的。”叶推官思考了一下，认为即使是针对有确凿证据的案件，也不轻易判处绞刑，何况这只是基于举报的案件，怎么能轻易判处绞刑呢。叶推官说：“算他走运，就只判徒刑吧。”最终判决元植三年徒刑。元植高兴地支付了赎金，凌书手则安心地收下了那一百两黄金的贿赂。叶推官哪里知道凌书手在外面收受了黄金，而在内部却提出了重罪的建议呢？所以，衙门里的差役欺骗官员，即使是英明的官员也无法察觉。
按照规定：善行应该得到表彰，恶行应该被查处，这是朝廷用来激励和劝导人民的重要手段。但现在表彰的，往往是通过巧妙的手法获得，而被查处的可能是被权贵唆使的，真假参半。尽管如此，幸好还有查处这一途径，可以稍微震慑那些狡猾顽固的人，给善良的民众一点安慰。特别是那些被查处的，他们的命运取决于审问官员的心意和有权势的文书的决定，真正得到适当惩罚的情况也很少。作为掌握权力的官员，在遇到重大复杂的案件时，必须虚心仔细审查，明察秋毫，深思熟虑地做出判断，这样才能杜绝一些奸诈欺骗的行为。
小课堂开课了：
古代的法律体系是怎样的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经历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在夏商周时期，法律主要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并渗透了神权思想。
主要特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主要特点包括国家主义、礼法结合、法定特权和诸法合体。这些特点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形成了独特的法律文化。
发展历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在夏商周时期，法律以刑为主，礼刑并用，商代已有成文法律，如“汤刑”。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陆续颁布成文法，如郑国的“铸刑书于鼎”，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商鞅变法，改法为律，制定《秦律》。
西汉时期，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定《九章律》，确立了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
三国两晋六朝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制定《魏律》，北齐首创“重罪十条”。
隋唐时期，隋朝制定《开皇律》，唐代制定《唐律》，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
宋代，《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皇帝可随时颁布诏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
明清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制定《大明律》，清代制定《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
法律形式——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多样，包括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等。这些法律形式在不同的朝代中同时使用，构成了当时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