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牙
柳氏自从出了石包城就开始水土不服，勉强撑到月牙泉，终于还是在的驿站里发起烧来，行程只得推迟，宝蝠、袭人和丽人衣不解带地照顾，忙的团团转，打算在月牙泉休息整顿一周再出发。
薛暮借用驿站的大炖锅，拿当地买的老母鸡熬了一锅浓浓的桑枝母鸡汤，带着一股铁锅特有的铁腥味，做成药膳喂给柳氏吃，柳氏捏着鼻子皱着眉，第一次觉得女儿做的药膳这么难以下咽。
第二天，蝗虫就来了。
姜道隐说蝗虫来的时候，跟沙尘暴似的，半边天都黑了，如乌云密布，遮天蔽日。人往那儿一站，不一会儿身上就停满虫子，像穿了一身又硬又厚的盔甲。
那情景是薛暮没见过的，她只听庄头提过几嘴，在北直隶也不是什么大害，远没有河西走廊这么严重。
为了抵御这场灾害，月牙泉镇的县太爷号召百姓多养鸡。姜道隐告诉薛暮，养鸡灭蝗的事情他们家以前也干过，画面的大概情景就是：整个村子的男丁全体出动，把一群鸡从山上往山下呼呼啦啦地赶，公鸡母鸡纷纷展开翅膀，光荣地浩浩荡荡冲向抗灾一线。
哎，可真是吃美了，那幕情景可惜还是没有亲眼见过。
薛暮不禁问：“那么多虫，鸡能对付得了吗？一个个吃到撑趴下，也是趴在虫堆里吧。”
姜道隐抬头，她正站在驿站门口望着远方出神，浓密的眉毛像两弯月牙，脸蛋被吹得红扑扑，宽大的椰壳灰素绫棉袍迎风摆动，怀里抱着睡得正香的小鸡毛，神态似乎有些不同了。
他记得第一次见到薛暮时，她总是一副眉尖若蹙、若有所思的样子，现在却好像卸下了一副重担，露出了久违的轻松和惬意，连笑容都比从前多了几分真实。
他们寄宿的驿站离农田很远，但也能明显地感觉到蝗灾的迹象。尤其在前山一带地势坦阔的地方，往草丛里扔一块石头，就像往水里扔一块石头似的，哗啦啦溅起一大片。在又白又烫的土路两边，一片一片全是黑乎乎的东西，开始还没在意，后来不小心踏上去一脚，踩死一大片，才知道都是蝗虫。
驿丁的孩子们在附近钓鱼用的饵全都是蝗虫，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吃的，鱼居然也能给骗上钩。
趁柳氏没空管她，薛暮就拉着姜道隐自由自在地在驿站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后来他们跑了出去，外面是成片的戈壁滩、起伏的沙丘。
姜道隐和侍卫们去拾干牛粪，拾回来可以当柴烧，因为月牙泉很穷，连煤炭都没处买。他们回来时，红日悬在山头，晚霞辉映大地，姜道隐又带着薛暮捉蝗虫玩。
薛暮起初还不敢，后来看姜道隐捉得尽兴，实在忍不住，于是轻轻地走上去蹲下身子，突然罩上手，一下子逮住一只。捂在手心，感觉它在手心里微弱地挣扎着，因为它是活的、有生命的，于是捏在手心里总是令人异样地兴奋。
它的细腿能动，关节灵活，触须虽然看来和麦芒一样，但却是有感觉的，十分灵敏，再轻微的触碰都会使它迅速作出反应；还有它的翅膀，那么精巧对称，对一只蝗虫仔细观察，从寻常中看出越来越多的不可思议时，世界就在身外鲜明地逼近了。
薛暮看到姜道隐的眼睛闪着瑰丽的光，抬头一看，绯红的夕阳恰在此时全部沉落西山。天色迅速暗下来，一回头，一轮大得不可思议的金黄色圆月静止在群山之上。
蝗虫是有罪的吗？作为自然界理所应当的一部分，它们的种种行为只在必然之中：必然会有蝗灾出现的，必须得伤害人的利益，以维护某种神秘公正的平衡。当蝗虫铺天盖地到来的时候，人们为保护自己而使用的任何方法，是不是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另一种损伤？
这个地方的农民真倒霉，不下雨的时候总是会闹旱灾，雨稍微一多又有洪灾；天气冷的时候有雪灾，太热了又有冰雹灾；秋天会有森林火灾，到了夏天又总是有蝗灾。此外还有风灾、牲畜瘟疫什么的，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在这里继续生活，并且也不认为受点天灾有什么委屈想不通的。
蝗虫也愿意在这里生活，草一片一片地给它们咬得枯黄，于是绵羊就不够吃了。蝗虫可恨也可怜，因为它们的初衷原本只是找口吃的而已，和羊一样。
比起蝗虫，绵羊群的规模更大，而且发展态势更是不可阻挡。人们所有的行为都向羊的利益倾斜，其实是向自己的利益倾斜，人要通过羊获得更幸福的生活，什么也不能阻止人们向着无忧无虑与浪费一步步靠近。人可真强大，命运都能控制得住，蝗虫来一拨就消灭一拨，也不怕它。
可这又是不祥的，因为蝗虫仍在一拨一拨地继续前来，并且越来越难以对付（名字越来越神气），自然界的宏大程序继续有条不紊地一步步推进，无可抗拒，尽管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能以本能的敏感去逼真地体验些什么。只知道“更多的那些”不像蝗虫那样好打发了。
薛暮又想起童年中遇到过的那些来进京西稻和碧粳米的商人，此时不知他们正在哪个角落里生活，完全忘记了过去那些蝗虫的事情，一日一日地被损耗着。
要在月牙泉呆满一周，薛暮在姜道隐的带领下，把驿站的汉族小孩子们认了个遍。由于当地没有学堂，所以都没有上学。
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两三岁，成天伙成一群，呼啦啦从这边全部往那边跑，再呼啦啦又全部从那边再跑回来，边跑还边齐声呼喊着：“白娘子，我来了——”
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他们爹娘平时都教了些什么。
后来年龄最大的高勇，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开始跟驿站里负责算账的哈萨克族老先生学哈语，不出两个礼拜，就能叽里呱啦地和同窗们用哈语对答如流，丝毫不带磕巴，名字也变成了“高勇别克”，“别克”是哈萨克族男性名字中一个常见的后缀。
最小的孩子孬蛋上面有三个姐姐，一字排开就是七岁、五岁、四岁、两岁半。四个小孩手牵手从容走在路中间，任过往的马车、驴车或者人力车夫叫得惊天动地，也不为所动。
陈家的三个孩子，老大叫“陈大”，老二是“陈二”，老三是个丫头，叫“陈三”不太秀气，就直唤“三三”。这三个孩子则喜欢排着纵队走直线，为首的还举个小旗子。
刘家的俩孩子都七岁了，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却不是双胞胎。唤作“大妮”的女孩是抱养的，大了几个小时，便成了姐姐，生得很美，高挑健康。而刘家自己生的儿子就差了好大一截，又矮又瘦，眉眼呆傻，实在不讨人喜欢。而且还老说谎话，天天哭喊着大妮又打自己了，大妮又抢自己的烙饼了。
这两个孩子动静最大，远远地人还没过来，“吧嗒哒”的声音就响成一片。因为小孩子穿鞋很废，他们的爹便自己动手给他们做鞋，两块小木板做鞋底子，上面横着钉一小块胶皮带子勒住脚背。简单又便宜，穿破几双都不可惜，他们管这叫“呱嗒板”，真形象。
王家的是两个女孩，老大比较文静，老二活泼，挨起爹爹的打，两人一同鼻血长流，面对面号啕大哭。
曾家在驿站里开了个铺子，他家孩子叫来胜，七八岁的模样，整天守柜台买货，算账算得滴溜溜转，比那个哈萨克老头强多了。没事的时候就可怜兮兮地趴在窗台上看别的孩子在街上聚众滋事，呼呼啦啦玩耍，有时候也会把头伸出窗外跟着大喊一声：“白娘子，我在这里呢！”
这些孩子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到来胜家的铺子买东西，一人攥一把铜板，成群结队的，最后买到的东西也许不过是最常见的五个子一块的芝麻糖。
他们去来胜那儿当然不是为了友谊，因为他们一进去就要和来胜吵架，哪一方嗓门大算哪一方赢。
来胜够能干的了，可来胜的娘还是死活不放心，一回驿站第一件事就是对账。
“刚才卖了啥？”
“芝麻糖，三文一块，卖了三十文，共十块。”
“哪一种？”
“就那里的。”
“噫嘻，那种是加白芝麻的，五文一块！”
来胜不吭声。
“整天尽胡卖八卖，都不知亏多少了！这死小子，谁家来买的？”
“大妮和她弟。”来胜手一指，那俩小家伙正靠在玻璃柜台上吮糖，一人鼻子底下拖一截鼻涕。
“噫嘻，还不赶快要回来？”
于是来胜就说：“听到没？俺娘说白芝麻糖是五文一块，不是三文一块，快点，你们退我四块糖。”
大妮姊弟俩对望一眼，两人缓缓凑齐了四块糖交出去，然后继续靠着柜台吮糖，小声商量要不要把剩下的糖退掉折成铜板，但终于没有退，吮着糖趿着呱嗒板牵手走了。
姜道隐最会骗小孩了，而这群小孩又最喜欢被他骗，三天两头往二楼跑，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
他们叫姜道隐“侍卫哥哥”，又扭过头来叫薛暮“天黑姐姐”，因为他们不知道暮怎么念，姜道隐抢先一步告诉他们是天黑了太阳落山的意思。
接触久了，发现姜道隐其实挺调皮的，他若是心情好就竭力怂恿他们做坏事，心烦的时候就教他们使用礼貌用语。
若是哈族小孩，姜道隐会热情地教人家怎样用汉语骂人，使得这里七岁以下的哈族小孩在说话前都要先来一句“他娘的”。
有时天气很好，又不太忙的时候，薛暮会率领孩子们到县太爷院子里玩。县太爷待她恭恭敬敬的，专门上了壶牛乳茶招待，牛乳是当天新挤的，薛暮从没喝过那么鲜美的饮料。
县太爷院子后有一大片树林，草丛深密，鸟儿很多，她教他们认识薄荷草，并让他们挨个儿去闻那种不起眼的小草散发出来的香气。
“是不是和薄荷油的味道一样呀？”
“呀，真是一样的！”
他们没完没了地闻，又辨认出更多的薄荷草，一人拔了一大把回家。
大妮突然问：“天黑姐姐，薄荷油是不是就从这上面长出来的？”
大妮喜欢边走边不成调地放声歌唱：“大星星亮啦，卡里玛莎不要怕，我把火把点着啦……”
左右看看，若是没人，便大喊一声：“啊！白娘子！”
大妮土豆皮削得极好，速度飞快，削得又匀又薄，特别省料。大妮家在驿站里开的是饭馆，大妮除了削土豆皮，还得削胡萝卜皮。
薛暮在厨房里看她削皮，细小的手指攥着土豆，迅速地挪动位置，小刀飞转，薄薄的土豆皮轻飘飘地散落。遇到节疤和虫眼，刀尖子轻松地一挑一拨，转眼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实在太专业了。能熟练准确地控制自己的双手做生活所需的事情，便是劳动，能够劳动的孩子，又美又招人疼。
高勇别克家有一头毛驴，因此他七岁时就会赶驴车了，要是遇到别人停车时驴子不听话，他就极负责地铰块红布盖上驴眼睛，帮忙拉驴。
最有意思的是当地拖依上的情景，孩子们都喜欢坐首席，因为首席上好吃的东西摆得最多。主人一席一席地挨着敬酒，敬到这边，总是会大吃一惊。
拖依上的桌子不是汉族人常用的方桌或者圆桌，而是长条桌，一桌能坐二十多个人，刚好能坐满附近的汉族小孩，于是每次都把他们编排成一桌。现场秩序再混乱，孩子们也不会坐乱，全是自家挨自家的，一个也不会给插开。
大家一边吃一边大把大把地将盘子里的东西抓了往口袋里塞，因此参加拖依的孩子都会穿有着大口袋的外套，这种事情通常孬蛋四姊弟干得最多。